这些移民将军从朝廷那里获得封地，并从这些特定的区域获得赋税收入，在这里他们是实际上的统治者。他们的士兵被雇佣为劳力，用来清理森林、排干沼泽，并完成一切准备工作，旨在将南方的旷野地区改造为适合农业发展的耕地。那些被士兵平整过的土地马上转变成军屯，和北方的一样，在和平时期，士兵需要自给自足。很大一部分劳力和兵役都是由当地的原住民组成的，他们被称为“山越”，被迫为征服者服务。

　　长江下游盆地通过军屯得到开发，再加上世家大族定居于此，手握大量土地，使得南方土地集中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北方。北方仍然存在着大批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他们不受当地世家大族的控制。在长江流域，只存在大庄园。249年，司马氏发动政变，北方的军屯开始衰落。为了获得曾受到曹魏政权威胁的世家大族的支持，新的晋朝统治者同意这些同盟者废除民屯，并允许他们把土地和劳动力私有化。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这些小家小户，曾经向国家支付租税以免除徭役，现在他们转而向世家大族交租，但仍和过去一样，不需要向国家服徭役。因此，旨在强化国家权力的组织方式其实需要世家大族的配合。然而，这又不是简单的私有化。家族接受国家授予的头衔或官职，又将自己与国家捆绑在一起，他们依法获得佃农，佃户只向这些新领主提供劳力与租赋。

　　在264年，一道法令公布下来，废除了民电和军电，但是仍然保留了向世家大族赏赐佃农和土地的习惯。南方遵循了类似的发展模式。曹操建立军电和民电之后没多久，吴国做了同样的事情。很快，吴国也开始把自由农也就是“人容”，赏赐给有功之臣。甚至在此之前，世袭的军队在和平时期似乎也已成为他们将领们的雇农。政权早期的法令正式宣布：“故将军周、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间。”

　　这表明没有人可以调查这些人容的来源他们可能是从其他领主或国家的土地上逃亡而来。国家也并不准备进行旨在获得徭役或赋税的人口普查。时隔不久，吴国的吕蒙将军也获得了得阳的六百户军电。在他死后，他的继承人又获得了三百户以及五十顷士地(按汉朝的统计单位，大概是580英亩)，用这些人和士地维护的文中记载了很多国家将田客赏赐给军事领袖的故事，道教经典，葛洪的《抱朴子》(成书于343年以前)就有一个章节是“吴失”。

　　其中言及“僮仆成军”间，因此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国家都试图通过增加屯田、直接控制土地和佃户来巩固政权，只是最后将土地与佃户分给了高官显要当作农奴。这表明该尝试及其失败的结果都是三国时代这些国家政体的特质。虽然佃户的依附关系还没有从法律上得到广泛承认，但也在发展之中，这一过程可以从部曲这个概念的发展变化中看出来。“部曲”这一名称出现在汉代，它是两个不同等级的军事单元的组合。

　　后来逐渐代指“军队”或“部队”。在东汉，将领和地方豪族都与他们的士兵联系紧密，部曲逐渐代指“私人部队”。随着这一称呼开始代指军屯上的和被赏给高官的住户(即从事农业的家庭)，其含义变得更广，指广义上的“依附民”或“客”。到唐代，这个称呼成为一个法律概念，专指介于奴隶与自由民之间的“客”。由于在农业生产和军备作战中都需要用到这些人客，就造成了一种紧张关系。

　　国家一方面需要通过种植农作物来增加财富，另一方面又需要动员增兵，以强化军事实力。假如国家和地主寻求他们收入的最大化，他们会降低训练士兵的水平。与此相对，如果他们想要维持支战术成熟的部队，就需要寻找其他人来耕种土地。将农耕者用作战士，远离了东汉时期发展起来的职业化的军队。这种紧张关系在有土地的家族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在几个世纪的分裂里，没有发展出或逐步丧失了军事能力，现在只能在紧急时期进行自卫。

　　与之相对，国家发现了另一个兵源，即非汉族的部落民与避难者，这种招募与训练新兵的能力上的差异使得皇权得以再次复兴。西晋王朝建立于265年,4世纪初覆灭，在这期间，这种试图重新统一中国的力量首次得到发展。不论是曹魏还是孙吴，都会向高官显要赏赐人客，同时又防止世家大族从居住在乡野的大量难民和流亡者当中招募人手。在曹操治下，来自司马氏的一位将军迫使一个地方权贵允许其佃户应征加入军队。

　　给出的理由是，地方权贵没有权利按自己的要求扩充避难所来收容这些农民。269年的时候，晋武帝司马炎为征讨南方而广征粮食，他颁布法令：“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署名。”在3世纪70年代中期，官员们仍旧强制性地推行这个法令，反对私人招募客。280年，西晋重新统一后，进行了人口普查，官方将人客人数保持在一个低量上。晋朝想向它的追随者赐予私客，但是又严格控制数量以保证军队中有足够的士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